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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情况看，受不正当竞争危害的企业民事诉讼在收集证据上有很大的困难。因此有关企业往往借助公权力来实现对自己合法权利的保护。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陈兴良向本刊表示，所以在实践中刑事保护与民事保护的协调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竞争执法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需要加强。张守文认为，也需要考虑到近年来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要不要考虑比方说公布案件，设立经济庭，或者增设专门的竞争法庭。中国式商战的具体问题自2008年4月国家工商总局就《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至今已有5年。法律界人士希望，以此为契机对市场经济的诸多根本法律问题和具体事务进行规范和解答。两部重要的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修改过，也存在着很多衔接不上的问题。今天竞争手段、竞争类型日益增多，日益复杂，我们应考虑怎样在立法上做好相关的衔接和配套，才能做到至少提升市场规制法的立法质量，并为保障竞争秩序提供基本保障。张守文说。比如在中国式商战中常见的获取对手商业秘密，《刑法》第219条就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了规定。曾有媒体报道，三一重工市场部多位人员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并有员工被刑拘。但三一重工未对此作出回应。但在实践中，即使侵入计算机系统，如果没有造成权利人的损失，也没有非法所得，难以按照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陈兴良认为，在无法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情况下，能否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来定罪处罚值得关注。《刑法》规定构成本罪要造成权利人经济损失达50万，但是权利人经济损失的认定有很大困难。比如有些犯罪分子窃取了商业秘密但是没有投入生产，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计算实际损失。陈兴良举例说，为此有关司法解释做了一些说明，比如把犯罪违法所得数额看作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公司的员工实施了侵权行为，告员工还是告公司？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公司说这个侵权行为就是我让他去做的，那么确定公司作为被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公司不认可这样一个行为，甚至直接否定，那么从关联性上来讲，就只能去告具体的侵权行为实施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委书记、副院长潘剑锋对本刊说，除非证据链显示，该员工是受公司的指使实施的该行为，才能以公司作为被告。很多竞争的原理是相通的或者相同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甚至是我们法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张守文总结说。这也是必须将中国式商战引入法律框架的根本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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